"六四事件"的搜尋報告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學生運動）、「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事件」，甚至「六四屠杀」、「天安门大屠杀」等，中國共產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則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六四动乱」、「六四风波」（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
六四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在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以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倒等示威运动中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其焦点则在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事件发端于中共前领导人、改革派的代表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以及此后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和民主游行。4月26日，实际掌握中共最高决策权的邓小平的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称“四二六社论”，将之前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激化双方矛盾，民主运动反而愈演愈烈，并开始得到高校学生以外的大量社会阶层的支持。5月2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要求与中共、中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并要求电视直播等。5月4日，刚刚返回北京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五四谈话”，肯定了学生的热情，缓解了敌对情绪，大部分学生之后开始复课准备期末考试，事件几乎开始解决。
5月13日，由于中共和政府始终没有应答学生的要求，并且没有更改“四二六社论”中“反革命动乱”的定性的趋势，大批学生重新回到运动中，并开始占领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按预定计划访华，但是北京市中心秩序几乎完全瘫痪，结果对其迎接过程只能在北京机场附近进行，更加是邓小平等认为有失统治权威和问题的严重性。5月19日，赵紫阳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并发表了极其著名的演说，当日学生决定中止绝食，改为静坐示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隶属沈阳军区、山东军区等的解放军部队接到命令进入北京郊区，北京开始戒严。此后，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等宣布将采取一切手段排除任何阻碍，完成戒严命令，恢复秩序。但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则坚决不肯撤离，双方陷入僵持阶段。6月3日晚，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解放军进驻市区，执行戒严。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军途中与市民、学生等在北京各处发生冲突，并对人群开枪，造成大量伤亡（具体数字不明，说法从几百到数千不等）。最终解放军完成戒严任务，六四事件结束。
事件之后，赵紫阳、胡启立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被撤换，中国的国际形象由于对本国平民实行军事镇压而大受影响，世界主要组织和国家都对中国大加谴责。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的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国家经济发展重新陷入政治运动的阴影。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基本完全退休，新一届江泽民政府上台才有所改变。但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仍然没有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六四之后长大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了解六四情况。而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则往往仍然将六四看作当代中国专制统治的主要象征和污点。

事件记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开始了由位于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自由化知识分子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解放思想”运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人民对其有莫大的憧憬，希望摆脱十年文革的混乱及过去的愚昧、贫穷。1985年，当局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亦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及后各地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在当时中国政府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時亦引發貪污腐敗物價升漲等問題，在民間造成一定的不滿。
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北京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些左派保守人士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国共产党背弃了马列主义的基本信条，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很多学者人士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许多学生更是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这方面的诉求。
从世界的角度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共产国家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历史背景
1987年1月，原本被中共最高领导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线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中国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1989年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起因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

扩大化
4月25日，中共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並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發動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引自1989年5月号《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

四·二六社论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五四谈话
在学生与政府开始互动，对话逐步展开的时候，从5月13日开始，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却成为学生运动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运动失去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