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的搜尋報告

劉天華(1894年-1932年)，詩人劉半農之弟，音樂家劉北茂之兄，江蘇江陰人，為中國近代的作曲家、演奏家及音樂教育家，對於傳統中國音樂及民族樂器的改革有很大的貢獻。

音樂學習的歷程
劉天華的父親劉寶珊，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及教育家，與人合作於江陰創立了一所新式小學堂。天華自小受其父啟發並就讀於此一新學堂，因此接觸到不少的西方新思想。
天華自小即對音樂有頗濃厚的興趣，在家鄉的廟會及宗教音樂演出時，經常到場聆聽，經由這些音樂的耳濡目染，使他對於當地的民間音樂，尤其在江浙流行的江南絲竹等有了不少的認識，也在這個時期，他對二胡有了最初的認為。小學畢業後，他進入常州中學就讀，加入了學校的軍樂隊，學習了軍號及長笛，這使其對於西洋音樂的一些觀念如樂理、五線譜等有了初步的認識。

少年時期
1912年劉天華十七歲時，考進了上海開明劇社的樂隊，開明劇社為一新式話劇的劇團，在那裡他更廣泛地學習了各種西洋樂器，除了原本所學的管樂器外，又學習了鋼琴和小提琴等，並對西洋作曲理論有所接觸。1914年，開明劇社解散，天華回到江陰、常州的中小學擔任音樂教師，開始了他音樂教學的生涯。
劉天華在常州中學任教期間，在學校成立了軍樂隊及絲竹樂隊，常至民間演出，成就不凡。後來並請到江南絲竹名家周少梅指導，劉天華向其學習二胡及琵琶等，其後又至南京向浦東派名家沈肇州學琵琶，再至河南學古琴。至此，天華才算比較深入地認識到中國傳統音樂精緻典雅的一面。
在此期間，他對各種傳統民間音樂也進一步學習，他常和熟習音樂的好友澈塵和尚探索研究民間音樂及佛教音樂，其後又在江陰組織了國樂研究會，與當地國樂同好研究二胡、琵琶、絲竹及鑼鼓等音樂。

青年時期
1922年，劉天華前往北京，至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任教，結識了音樂家蕭友梅、楊仲子等人，在此期間向俄籍教授托諾夫學小提琴，得到了不錯的成就，小提琴的學習，給予他對胡琴的改進十分大的啟發，他又對西洋作曲方式，尤其西方和聲學的進一步研習。
在這時期，也對中國傳統戲曲有進一步的研究，此外，他在家中組織了學習昆曲的組織，和北大、及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共同學習研究，又學習三弦拉戲，並不時研究欣賞京劇，這些都對他以後的作曲有不小助益。
由於劉天華對中西音樂都能深入學習，也因此能夠在音樂創作上融合中西，獲得一定的成果。

劉天華的音樂思想
劉天華寫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樂的爭執問題〉，他在文中批評那些主張西樂一無可取以及完全輕視中國音樂的人，他認為對於中西音樂，應不能宥於片面之見，而要全面、平心靜氣地來討論。他以音樂能否由作者「達意」、聽者「感應」，因而能行之久遠來評斷中西音樂，而不以「古今」或「繁簡」判斷，由此看來，中西樂實應各有所長。
雖然他對於中西樂同樣有不錯的評價，但他對於中國音樂仍有較深的喜愛，他曾力述國樂的優點，認為中國音樂聲音純正，為西樂所不及，此外，又認為中國人較能親近自身的音樂，因此不能完全用西樂取代，這也是他提倡國樂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樂取代中國音樂的重要原因。

對於中西音樂的看法
劉天華認為音樂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達人的感情以使聽者感動。如他提到胡琴的音樂時便說：「不論那種樂器那種音樂，只要能給人們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視一些藝術的思想，都是可貴的」。但這些目的，必須是普及於大眾的，而不是「以音樂為貴族們的玩具」，這種讓音樂及於平民的想法，實與當時的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有著相同的精神。
除了表達感情思想及獲得心靈上的安慰之外，和當時許多人對音樂及的看法一樣，他也主張音樂要能激勵人心，以振國家民族，他希望一種「能喚醒一民族靈魂的音樂」，這種想法與劉天華的愛國心相結合，如他所作的《光明行》這首胡琴曲便有這種激勵人心的作用。
劉天華對於音樂的看法，與中國傳統音樂中以音樂為教化人民之方法，以及內心活動之外在表現等理念十分的相近，而與在西洋音樂中那種為藝術而藝術之想法有所不同，可說在對音樂的基本看法上，劉天華受傳統音樂思想的影響較大。

音樂的目的
在民國初年，劉天華見到中國音樂發展的垂危，因主張進行國樂改進。他反對完全以西樂來取代中國音樂，他認為西樂雖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適履的把它用在中國人的意識性格之間。同時，他認為身為一個中國音樂家，不僅要守住自身的傳統，更要把中國音樂的好處發揚光大到世界。
那麼應該如何來復興國樂呢？他認為不論復古守舊或全盤西化，都是不行的，由於他能分別深地入了解中西樂的特長及優點，因此他主張「必須一方面採取本國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納外來潮流，從中西的調合與合作中打出一條新路來，然後才能說得進步兩個字」。要「介紹西樂，以為改進中樂的輔助，並想效法西樂，配合複音，並參用西洋樂器」，再「從創造方面去求進步」。
這種學習西樂以改進中樂的思想，實與其自小對中西樂都能接觸有關，由對西樂學習發現了西樂的繁複有定製，在和中國音樂接觸中發現中樂的純正精微，也因為這種想法，他才會努力於學習中西樂，以力行國樂改革。

劉天華國樂改進的努力和成就
劉天華國樂改進之心，於是在1927年，他在北京聯合蕭友梅、楊仲子等人，創立了國樂改進社，以期開始國樂改進的工作，他在幾篇文章中，對國樂改進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計劃，其內容包括探查及保存故有好的及將失傳的樂曲、曲譜及樂器，並訪問仍在之音樂大師。其次，要改良記譜法、整理演奏法，編成有系統的書籍，對於樂器，則要組織樂器廠，研究改良樂器，以使國樂有良好的基礎。再其次，介紹西樂為改進國樂之輔助，以創造新的藝術，再發行刊物及創設音樂學校以推廣成果，再創設研究所以進一步研究創新中國音樂。
這樣一個完整的計劃，卻由於當時的環境十分惡劣，正當軍閥割據南北分裂之際，政府完全不重視音樂，因此經費極度缺乏，計劃的推行十分不易，因此在這些計劃之中，他提出了最重要而急於舉辦的，如對中國音樂尤其是將失傳音樂如宮庭音樂、民間音樂等的保存及研究，還有刊行音樂雜誌、辦國樂教育及樂器的製造及改進等，這些工作的目的多在為創造其心目中新生國樂的準備等。

國樂改進的計劃
在樂器的製造改良上，他對於他所擅長的二胡、琵琶進行改革。他在二胡製造的材料、技術上進行改變及定製，以期達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對二胡二根弦的音準進行調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現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製作了新的琵琶，並增加琵琶的品和項，使琵琶能有準確的音準並能演奏半音階，他這些音樂器的改進的進行，也和樂器製作廠商合作發展，以期達到推廣的效果，他自己也曾於北京經營經營了一家音樂商店，名叫中華樂社，售樂器及譜等，可惜後來未能如其計劃進一步成立樂器廠。

樂器改良
記譜法的改進，是劉天華相當重視的一環，他認為樂譜的不發達完備，使得中國古代的音樂無法完整地留傳下來，而間接造成中國音樂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廣五線譜用於中國音樂之上，如他在1930年，為當時將赴美國演出的京劇名家梅蘭芳，花了數月時間以聽寫記譜方式完成了五線譜的《梅蘭芳歌曲譜》。除此之外，由於當時國人仍慣用舊有的工尺譜，他於是將五線譜中一些記譜法如節奏、指法、強弱等記號融入工尺譜之中，成一套較完善而能通行的記譜方法，並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調新譜》、《佛曲譜》及《安次縣哨子曲譜》等中國古樂及民間音樂。

記譜法的改良
在音樂創作上，在他所作的曲子上，可以看到融合中西而創新的影子，並且和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其心境思想相契合。如二胡曲《光明行》，是在當時國內音樂發展情勢惡劣之時所作，他藉此曲表達他對國樂改革美好前程的期望，並藉此雄壯有力的樂曲，駁斥那些認為中國音樂萎靡不振的人；此曲在轉調、音樂的結構及技巧上，採用了西洋音樂的一些要素，但仍保有中國的民族風格。他一共創作了十首二胡曲（後被稱作劉天華十大名曲包括《光明行》、《空山鳥語》、《良宵》、《閒居吟》、《獨絃操》、《悲歌》、《苦悶之謳》、《燭影搖紅》、《月夜》、《病中吟》），四十七首二胡練習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進操》、《虛籟》）、十五首琵琶練習曲、以及器樂合奏《變體新水令》等，皆為融合中西之作，這些樂曲對於後來國樂作曲的發展有著引導性的作用。他採集編篡梅蘭芳歌曲譜、安次縣吵子會樂譜(未出版)、佛曲譜(未出版)。
當時劉天華一方面隨燕大音樂系教授蘇路德 (Suth Stahl)學理論作曲、隨俄籍小提琴家托諾夫(Tornff)學提琴、更追隨維安德(Bliss Wiant)習和聲學。他還有學習三絃和崑曲等中國音樂。

音樂創作
劉天華希望音樂能夠普及於大眾並提昇水準，因此對音樂的推廣及教育十分地重視。自十九歲起，天華即開始在中小學教授音樂。後前往北京，任教於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音樂系，後又在北京藝專教音樂，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編寫了南胡及琵琶的練習曲各一本，以使學生能按步就班學習；後來包括如蔣風之、陳振鐸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學生。


此外他曾計劃國樂的義務教育，由國樂改進社的社員擔任教師，以推廣國樂的學習。其後又籌辦暑期音樂學校，對於一般人民有興趣習音樂者，亦不計代價教導。而改進社也不時舉辦音樂會以推廣音樂。他並且演奏錄製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張，作為保存與推廣國樂之用。

音樂推廣
他對於中國古代的音樂及樂律學有所研究，以期能建立一套中國的音樂學。此外，對傳統宮庭音樂、民間音樂等也努力探訪保存，他經常到街上有人賣藝、表演之處，觀賞、學習並記錄民間音樂，甚或請行乞的民間藝人回家請教，對於說唱、鑼鼓、民歌小調等曲譜，無不收集，最後即為了在北京天橋聽鑼鼓樂而染上猩紅熱，因而英年早逝，享年三十八歲。

中國傳統音樂的保存和研究
在中國近代，主張學習西樂以改進國樂的這種思想，並非由劉天華最早提出，早在1903年匪石寫的〈中國音樂改良說〉一文中就已提出此說，而當時如蕭友梅、黃自等音樂家也同樣富有這種思想，並在音樂的改革上有所成就。然而正如其兄劉半農所說的，當時除天華之外，「中西兼擅，理藝並長，而又能會通其間者，當世蓋無第二人」。尤其當時主張改革中國音樂者，多為留學國外而擅長西樂者，像他這樣深入瞭解中國傳統音樂的人可說十分地少，也因此他在國樂的創造改進上，能夠更深地奠基於中國音樂之上，而能有不凡的成績。
另一方面，中國流傳廣泛的各種民間音樂，當時受到了知識分子們的輕視，地位十分低落，發展前途堪慮，劉天華抱著將音樂普及大眾的想法，因此整理保存了不少民間音樂，並將其融入其音樂當中。此後，音樂家對於民間音樂的重視日漸提高，造成在後來的國樂發展中，民間音樂為一重要的成分。
在各類中國音樂之中，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二胡音樂。在傳統中國，二胡僅是民間戲曲及地方音樂的伴奏樂器，地位不高。但由於他對於樂器的改革、十首獨奏曲的創作以及有系統的二胡教學法的建立，使得二胡音樂的內含有所增益，且成為能夠獨奏的樂器，使得中外人士對二胡看法有所改變，二胡也因此進入了高等音樂教育之中，從此在中國音樂中的重要性大為提昇。
因此，劉天華雖然尚未能達成他的理想，「讓國樂與世界音樂並駕齊驅」，但他實對於近現代國樂的發展開啟了很好的道路。

劉天華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上的地位



陳振鐸
蔣風之

劉天華的學生

《劉天華先生紀念冊》，北平：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學，1933年。
劉育和〈憶父親劉天華〉，《人民音樂》，1992：4。
劉北茂口述，劉育輝整理〈劉天華在北京的最後幾年〉，《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3。
張研田〈記劉天華先生〉，見《傳記文學》，3：6。
向延生主編《中國近現代音樂家評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