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事件,1927年北伐军队攻占南京后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
事件经过 江右军首领程潜和张辉瓒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次日发出的报告中称,抢劫风潮是残留城内的“逆军余孽”和“地方流氓”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干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也宣称南京事件祸首是直鲁军宣传队的何海鸣等人“乔装南军”所为。 但是,南京事件的排外和抢劫风潮发生在江右军全面占领并控制南京之后,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如果全系溃败的直鲁军所为,是不可能的。遭到抢劫的外侨也指出,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也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 此外,在抢劫过程中,江右军长官和政工干部曾赶到日本领事馆和美孚油行,命令和劝告抢劫者离去,从他们采取的制止方式判断,抢劫者属于友军或本军,而不是“逆军”。程潜在报告中也承认“此次克复南京,不图有反动分子,勾结地方流痞及逆军溃兵,并煽动少数不肖士兵,有掠夺危害外侨生命财产之事”,承认有江右军的“不肖士兵”参加了抢劫。中国记者事后调查报告也称江右军士兵是肇事祸首,《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中称,“有湖南口音兵手舞枪支大声言‘有要发洋财者统随我去抢’,于是车夫流氓等,千百成群,附之而入外人之教堂学校医院者”。此外,江右军一些部队,如第40军贺耀祖部,在1927年1月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就已有抢劫外侨的先例。 蒋介石得知南京事件的消息后,下令追查抢劫者的责任。3月25日下午2时,程潜携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会见前来交涉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指挥官时,指责共产党是煽动南京事件的幕后主使。第40军军长贺耀祖也派人到日本领事馆,通报江右军各部的标志,试图把抢劫责任归于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
事件责任者的争论 南京事件发生于国共分裂前夕。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授意国民政府内的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提出批评,并于1927年3月10日剥夺了蒋介石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面对左派指责,蒋介石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的解决办法,建议蒋介石亲自去武汉说服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另一方面,鲍罗廷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其他苏联顾问试图借发动排英、排日运动,来发动群众革命,壮大共产党的影响,清除国民政府里的右派势力。在同国民政府交战的奉系军阀一方,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协议,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4月12日,与张作霖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所谓“四·一二政变”。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清共运动,最终导致国共分裂。南京事件激化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
事件背景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南京事件的解释是“1927年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将南京事件视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一桩暴行,但是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不详,死亡人数也与当年第一手材料记载有很大出入。当时在南京附近江面没有法、意军舰,1艘英国军舰和2艘美国军舰均为装备小口径炮的内河炮舰,而且日本第24驱逐舰队的4艘驱逐舰没有参加炮击行动。 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些历史研究者对南京事件的起因和背景进行了分析,提出新的观点,即南京事件中的抢劫和屠杀外侨行为不是“革命”,列强炮轰南京也不是“武力干涉革命”,而是“帝国主义在‘保障在华权益’的政策指导下的干涉行动”,其理由是,南京附近的外国军舰事前既未武力阻止江右军攻占南京,在抢劫平息后也未再炮击北伐军队。而且在南京事件前数日,上海工人发动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革命暴动,在上海云集重兵的英美日等列强也未干涉。这一派观点认为,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屠杀中国人民的一般暴行”,与万县惨案的性质类似,而与五卅事件、沙基惨案不同。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
三·二四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