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搜尋報告

士大夫是對中國古代官僚人文知識分子的統稱。這是一個精英社會群體，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指「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證。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中國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這是中華文明具代表性的一個社會集團。

歷史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
春秋戰國群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準，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一個「士族」。
提出「士」的理論標準的是孔子。《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這就是說，只要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能稱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
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更多的是「武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一種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起源：精神淵源
漢代的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格代上的主流哲學。（注意：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
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來報效君王和國家。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考試不是必須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
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但真正稱為選拔政府官員的唯一途徑還是在宋代以後。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進一步強化、發展了儒家思想，佔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稱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這樣，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這一階層應該說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形成：制度保障
絕大多數「士大夫」都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
宋代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發展：進退兩得
既然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那麼科舉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著士大夫階層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
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科舉制度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也越發顯得落後，成了束縛人才的「瓶頸」。而被迫的開放，卻讓中國的讀書人看到了新的知識和新的獲得知識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不僅標志著科舉制度的千年絕唱，更對中國的教育、文化產生了重大改變。「士大夫」從此也成了一個空有「士大夫情結」，而再也沒有實際地位的歷史名詞了。「士大夫」對知識、文化、藝術的壟斷也不復存在。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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