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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清治時期，或稱清領時期，始於清朝將領施琅於1683年攻取台灣，1895年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為迄。意即清朝實質統治臺灣的時間，為其國祚減去明鄭時期及日本統治時代，計212年。

前期的消極政策
清朝與英國的鴉片戰爭期間，自一八四一年九月起英國艦隊數度出現台灣外海，試圖佔領北部基隆港與西海岸中部梧棲港，但都歸於失敗。那是帝國主義列強對台灣第一次野心的行動。接著於一八五四年七月，剛與日本締結親善條約由培理率領的美國東洋艦隊在基隆港停泊約十日期間，借口搜尋失蹤水兵，登陸勘查基隆煤礦。培理返國後，提出報告力陳台灣適合作為美國的遠東貿易中繼站，台灣有如圍繞佛羅里達半島和猶加敦半島、制御墨西哥灣的古巴，主張加以佔領。佔領台灣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培理的報告廣受歐洲列強的注目，急激地提高對台灣的關心。
此後，於一八五六年十月在廣州發生亞羅號事件，為處理善後，於一八五八年六月締結天津條約。依據天津條約，清國政府將台灣的淡水 ﹝1862年﹞、基隆﹝1863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於1864年陸續開放，並且允許宣教士來台傳播基督教。
開港同時，歐美各國商人開始進出通商港口，傳教師也陸續來台，並與居民頻頻發生摩擦與糾紛。自處理一八六八年英國商人因收集樟腦發生的糾紛以後，清國官憲在英國艦砲威脅之下，都以忍辱委屈求全的方式解決。那時所締結協定的概要是：﹝1﹞ 廢止樟腦官營，容許外國人及其雇員自由買賣，﹝2﹞淮許外國商人在台灣旅行，﹝3﹞賠償過去教會的損失，禁止居民對基督教誹謗，﹝4﹞宣教師有權在台灣各地居住與傳教，﹝5﹞ 本地人與外國人的糾紛，應由清國官憲與英國領事共同裁判等等。雖然這是與英國的協定，但也適用於其他列強國家。這樣一來，各國與清廷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也一併適用於台灣了。自此台灣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由北部淡水及基隆輸出茶與樟腦，由南部安平及高雄輸出砂糖，輸入即以鴉片與雜貨為主。
荷蘭統治時代，雖然在台灣南部有基督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進來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在鄭氏政權交替時幾乎斷絕。鴉片戰爭後的一八五九年，菲律賓的聖多米尼哥教會派遣神父來台，兩年後重新開始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開港後的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以南部為中心，又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長老教會以北部為中心，開始傳佈基督教。十九世紀後半重新開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傳教活動，經過一個世紀到今天仍然繼續著，信徒人數雖不能與來自中國的佛教或道教相比，但為台灣社會帶來多元性的文化，並給予很大影響。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為處理琉球問題焦心苦慮，又對台灣大動食指。適於一八七一年，發生琉球宮古島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其中五十四名被牡丹社的原住民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企圖一舉獲得日本領有琉球的承認，並將勢力擴及台灣。翌一八七二年，日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與在清國留學的水野遵到台灣，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以破例年薪一萬二千圓將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交部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
李仙得一八六七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酋長卓杞篤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被原住民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但清國政府借口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諉責任，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這情形猶如台灣有兩個政府的存在。
一方面進行侵台準備，外交部長副島種臣於一八七三年三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國政府提出交涉。清國政府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為由，回避牡丹社事件的責任。清國政府的態度，與李仙得締結有關救助海難條約時的情形如出一徹。受此回應，日本政府即於翌一八七四年四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恒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風土病與原住民游擊式反抗所困擾，仍於六月成功地佔領「蕃地」。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清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國付日本五十萬兩，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撤兵。雖然有關琉球的歸屬未有明確規定，清國政府卻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保護國民的 「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蹤然未實現局部佔領台灣的目的，但間接地獲得清國政府對琉球屬日的承認。
日本出兵台灣，對清廷以往消極的台灣經營成為一種警訊。清廷在日軍到達台灣後的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兼辦理台灣海防事務大臣」並派遣來台。沈葆楨由船艦兵員隨伴，於同年六月十七日到達台灣，顯著地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不過，沈葆楨的任務非要與日本一戰，而是要革新台灣行政、以積極政策使台灣發展。
沈葆楨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為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而離開台灣，以致其改革構想未完全實現，但由其繼任者、福建巡撫丁日昌繼承下來。丁日昌和沈葆楨一樣，也是屬於清末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的推行者。其施政計劃，包括把沈葆楨的政策推進更上一層外，為強化台灣內部以及與中國的連繫，敷設通信用電線，以及在基隆至恒春之間建設縱貫鐵路等。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實現的主要業績，只有台南與高雄間及台南與安平間、合計九十五公里的通信用電線敷設而已。
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對狼狽不堪的清國的領土及屬地虎視眈眈、伺機染指。日本出兵以後，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國。法國為著清國的屬地越南發生清法戰爭於一八八四年四月，派艦隊強行進入基隆港，除測量港灣外，並強制購買煤炭。同年八月，又登陸基隆將砲台加以破壞，並在市街遊行威嚇後撤退。其後，又於九月攻擊基隆及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間反覆地攻擊基隆周圍。法軍一時也曾佔領，但是結果未能完全佔據台灣北部，於是將目標轉向防衛較弱的澎湖島，一八八五年三月底佔領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為前提，成立清法兩國停戰協定，解除對台灣海上的封鎖並由澎湖島撤兵。這次法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更使清國政府認識台灣的重要性，為加速實現沈葆楨以來積極經營台灣的政策，派遣「洋務」改革運動家劉銘傳來台。
在清法戰爭中，清國政府於一八八四年六月授與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巡撫頭銜，使其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同年七月，劉銘傳到達台灣，因鑑於北部遭受法軍攻擊的情勢，親自駐守台北。劉銘傳的該行動，與清國官吏常見的消極做事態度有天淵之別。劉銘傳就任管轄台灣及福建的福建巡撫時，向朝廷建議台灣與福建分離被採納，一八八五年十月台灣成為獨立「省」，劉被委任為第一代台灣巡撫。台灣省成立後，立即修改行政區劃：台灣省之下，設台東直隸州與管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及南雅廳的台北府，管轄彰化縣、雲林縣、苗粟縣及埔里社廳的台灣府，管轄安平縣、鳳山縣、恒春縣及澎湖縣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同時基於台北地主之利益，遷都台北。此時重編之行政區域，成為後來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統治時代的基礎。劉銘傳創設直屬台灣省的三十幾個機構，又把原來的機構加以改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徵收稅租的稅厘總局、負責樟腦專賣的腦務總局、徵收茶稅的茶厘總局、負責食鹽生產與徵稅的鹽務總局、推行煤炭採掘的煤務局、促進海上運輸與管理的輪船局、推行開拓與開墾的撫墾局、負責公眾衛生與疾病治療的官醫局等等。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雖然名稱有所改變，都被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繼承下來。
劉銘傳的改革，係以居民自己負擔為原則，可說是一種「就地取材主義」，一面創設新興事業，同時整頓稅收並且開發新稅源。也即在劉銘傳獨自計算之下，採取積極的台灣經營目標。當時台灣的財政主要依靠地租，劉銘傳毅然採取劃時代清賦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後，將以台灣之財收自給自足」云。劉銘傳於一八八六年四月，設清賦總局於台北，三個月內完成居民的人口調查，並進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編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甲」為單位，將居民置於連座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有甲長、保即設保正。人口調查完成後，隨即著手土地的調查，確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發漏稅的「隱田」，並確定其所有權人。這樣一來，地租收入一舉由不到五十萬兩增至六七‧五萬兩。雖然清賦事業做得不夠徹底，但是所做的台灣人口調查與土地調查，以及把複雜的土地所有狀況明朗化，不僅成為日治時代的人口調查及土地調查的基礎，而且有助於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其意義非常之大。
鐵路事業方面，當初雖然計劃從基隆至台南敷設縱貫鐵路，但因為資金不足及劉銘傳離職，故僅敷設基隆到台北約三十二公里，後來一八九三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約六十七公里。至此，清國統治時代所建設的狹軌鐵路，由基隆至新竹總共達約一百公里。
一部分為了中國國內的政爭原因，劉銘傳於1891年6月，諉病辭職，失意中離去台灣。繼任的台灣巡撫邵友濂，基於地方財政問題，因而未能承繼劉銘傳之改革事業，其改革事業遂中途而廢。然其澄清台灣吏治，對台灣亦有其功。而後，於1894年12月邵友濂離職，代之由唐景崧就任台灣巡撫。時已正在日清甲午戰爭中矣。　
台灣建省還不到十年，由於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的失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之主權讓給了勃興中的日本。

在國際壓力下後期的積極治理

劉銘傳（第一任巡撫）：1885年9月10日 – 1891年2月27日
沈應奎（以臺灣布政使代巡撫）：1891年4月28日 – 1891年10月15日
邵友濂（第二任巡撫]]10月16日 – 1894年9月15日
唐景崧（第三任巡撫）：1894年9月16日 – 1895年3月23日

台灣置行省後歷任巡撫
在清朝治台的212年中間，造反事件層出不窮，正如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其名著《台灣文化志》中所表示的，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綏撫工作的歷史」(引自王育德 1979，80)。在這段期間，百姓暴動頻起，總計發生了百餘次造反事件，其中算的上是大亂的有三、四十起，莫怪乎俗諺稱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這些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國號永和）、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以及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朝統治下台灣的三大「叛亂案」。
一般學者都同意，發生這些叛亂的主因，不外乎清廷從大陸派來的官吏素質粗劣、官民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住民的高壓政策等（e.g., 黃昭堂 1993，7﹔張德水 1992，46）；另外，還有台灣男女比例懸殊之說。然而，如果我們論及這些動亂和台灣意識之發展的關係的話，雖然史明（1980，200）宣稱這些動亂「在實質上，已經非常合乎近代殖民地解放的革命理念」，但是，多數學者似乎並不盡同意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黃昭堂（氏著，1996，86）就這樣認為︰
筆者並不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台灣住民之間已經有了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台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
類似的看法，也可以見之於江寬政(1999，294)﹔Mendel(1970, 14-5)﹔Meisner(1964, 148)﹔以及Ong(1964, 163)。

頻繁的反抗事件
1. 1858年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等國便藉著此一機會要求清政府開放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五個通商口岸。不過其中的「台灣」究竟是指所有台灣的港口，或是指台灣府（今台南安平）呢？由於定義不夠清楚，當時曾有過一番爭議，後來在擬訂條約細節時，法國要求「台灣」通商口岸除了安平之外，必須加開北部的淡水作為通商口岸。之後其他國家遂亦援引「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從此淡水便成為洋商的聚集之地（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

和台灣清治時期相關的研究書目舉隅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1860年之淡水開港，見四百年來的淡水河流域：1860s-1960s淡水河流域的新展開 [online]。台北：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引用於2004年11月5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黃昭堂，1993，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廖為智譯。台北：台灣現代學術研究會。
黃昭堂，1996，第二次大戰前「台灣人意識」的探討，見黃昭堂，台灣淪陷論文集，頁81-109。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江寬政，1999，台灣歷史中的反抗精神：一個意識層面的初步考察，見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
賴建國，1997，台灣主体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Mendel, Douglas H. 1970.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ng, Ioktek. 1964. A Formosan's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63-70.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平裝普及版）。San Jose，Calif.：蓬島文化公司。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張德水，1992，激動！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自國認識。台北：前衛。
周明峰，1994，台灣簡史。台北：前衛。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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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關古道
分類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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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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