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的搜尋報告

破四旧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大陆的。与“破四旧”相对应，是“立四新”，包括“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原本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为红卫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一部分人开始加入到这场看似“疯狂”的运动中，另一些人则像受了催眠似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華民國（台灣）對破四舊運動的反制
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本报评论员《好得很》，《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8月23日；
顾双雪 孟竞文《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