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仕至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美國康乃爾大學文學院學士 1914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1917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1922.04-1923.01 新月書店創辦人 1927 上海中國公學文理學院院長 1928.04-1930.05 上海中國公學校長 1928.04-1930.05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1930.01-1937.07 「獨立評論」週刊創辦人 1932.05 私立輔仁大學董事 1934.03 (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 1937.07.13-1938.06 (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政員 1938.06-1938.09.17 駐美國大使館大使 1938.09.17-1942.09.08 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3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6.07-1949.04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8.03.25- 總統府資政 1949.01.15-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0.09-1952.06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兼總統選舉團主席 1953年 私立輔仁大學復校顧問 1956.07 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1957.11.04-1962.02.24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4.07.16-1962.02.24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9
思想與學術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鋒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新文化運動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哲學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禪宗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獻」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水經注研究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適文集 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519)
著名的話 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八項二十款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台灣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前往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留連台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台灣某家出版公司。 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介石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2年2月24日,於台灣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進行中心臟病發去世。之後,台灣政府將胡適於台灣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台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晚年
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話文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自謂是胡適的學生,胡適考證的方法對顧頡剛影響不淺。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款希望樹立胡適銅像。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季羡林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裡只有1毛錢。 影響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權運動。 1930年代前期,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的論爭。 1941年在美國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1948年9月發表《自由主義》。 1949年《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 自由主義 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中國大陸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對胡適有殊多負面評價。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李敖先生在「李敖編胡適語粹新序」裡這樣評價: 鴉片戰爭的屈辱與敗績,只是一個開始。自此「內憂外患」七十二年後,亡了清朝; 又「內憂外患」三十八年後,亡了中華民國。前後一百一十一年過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了爛攤子,直到文革不革了,方在茁壯中獲得喘息。中國開始重新定位、重新定局、重新定風波、重新定神。 定位、定局、定風波、定神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慎終追遠的工作。慎終追遠的對現代中國的啟蒙人物們,給予「恰如其分」的發揚與評價。在啟蒙人物中,胡適是最穩健、最優秀、最高瞻遠囑、最具潛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詩說:「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胡適一生,可謂身體力行,因此他死後的遺產與遺愛,最令我們珍惜。......
評價
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1893年隨母去臺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離開臺灣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庄,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死於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假學校講學。 1922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努力周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志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8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三藩市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赴美國,發表《共產黨執政下絕沒有自由》,在美期間,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在臺灣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後其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一度受到株連。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台北南港。 年表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於《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於《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於《每周評論》第31期)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遊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於《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著《南游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編《臺灣紀錄兩種》 (1951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台北,自印本) 主要論著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釐卡總巡、臺東直隸州知州,著有《臺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於廈門。 母親:馮順弟。 妻子:江冬秀。 長子:胡祖望,定居美國。 女兒:胡素斐,早殤。 次子:胡思杜,在中國大陸,1954年曾被迫斷絕父子關係,但終究難逃一死,後於1957年反右中自殺身亡。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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